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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021

無國界病毒下的人道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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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無國界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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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無國界醫生組織的理想是用無國界的愛來抵抗國界內的暴力和苦難,那麼受這一流行病影響的世界就呈現出國界和苦難之間的另一種關系。法桑的人類學視角提醒我們,苦難和見證不是空洞的末世論和彌賽亞,而是必須對特定的受害者、拯救者和見證人有意義。在不同的時空場景中,這些角色之間的關系千差萬別,這就使得苦難和見證的意義大不相同。爆發之初,武漢封閉,苦難有一個明顯的漩渦中心,沿著湖北其他相繼關閉的城市蔓延。媒體的聚焦使國人的見證聚焦武漢,甚至出現了“燈下黑”的現象。然而,隨著疫情的蔓延,就連原本信心滿滿的歐美,也經曆了醫療資源的擠兌、醫護人員的傷亡、民眾的死亡率飆升。COVID-19的全球爆發徹底扭轉了疾病和醫療保健薄弱地區之間的聯系——苦難無國界。

另一方面,過去跨境或無國界的組織集體失言:世界衛生組織的所有行動似乎都被政治開脫了,透明的國際社會的曝光率遠遠低於不透明的地方社會。各國不願獲救,放棄政治主動權,不相信國際組織的協助足以應付如此大規模的災難,例如無國界醫生組織協助興建有50個床位的醫院。如果說我們以往的人道社會主義核心在於以無國界的介入見證中國某一國界內的苦難,面對無國界的苦難,會有這樣一種新的人道主義發展應運而出嗎?孤立的人被迫保護自己,害怕陌生人,害怕受害者,這將導致更嚴重的生活差異嗎?這樣的社會發展只能進行更加仰仗媒介文化傳播的信息與情感,有效的見證我們是否還得以可能?

如果以疫情的結束來倒推,現在回答我們這些社會問題進行為時過早;如果沒有意識到疫情或在國際上對於長期此起彼伏,武漢封城的兩個月所湧現出的許多片段已經把這個環境問題可以回答了一半。比如,當城市新關閉,信息混亂,紅十字會等機構沒有及時作出反應,真正看到了醫療物資缺口,缺乏科學和信息,以及互助需求,並付諸實踐,是武漢居民和全國各地和相當數量的志願者在國內外。封城和隔離發展並不存在必然剝奪人的能動性。相反,走向中心或多中心的媒體環境可以更全面地聚焦武漢的情感中心,讓見證成為可能。

一個更複雜的問題是正在出現的無國界醫生。與法桑分析的另類犧牲不同,面對一種後果不可預測的高傳染性病毒,任何利他主義行為都是不可逆轉地讓自己陷入痛苦的犧牲。同時,對每個人一視同仁的病毒也不會讓任何人輕易將苦難之都作為談判之都。但是一種無國界的傳染病,並不是在每個人的頭頂上均勻傳播,而是在一種動態中,隔離的人們可以圍繞著病毒的傳播旋轉。以海外場為例,疫情的“上半場”或捐款捐物,或點評圍觀;“下半場”本人則成為了高風險的受害者。受難者、救助者、見證人是一組倏地轉換的腳色。這種轉變甚至壓倒了地緣政治舞台上的大人物,如果疫情繼續蔓延,沒有一個國家一勞永逸地成功或失敗。

目前無法估計這種風潮中身份轉換的後果。我們可以不妨學習借鑒分析一下人道主義的原點,回顧一下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能與現今這個世界押韻的曆史文化細節。在公元一世紀的以色列,猶太人問題還未發展開始進行流浪,是當地經濟絕對的主體不同民族,撒瑪利亞人則是遷入以色列的外邦人,地位恰好類似於我們後世影響歐洲的猶太人。可以說,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不同於一般幫助受苦的陌生人的好人,因為他在身份政治中處於受苦的較低邊緣。猶太人耶穌認識到這一點,他承認受害者可以幫助他人,並最終以這樣的方式死去。這種顛倒身份的人道主義最終傳出了以色列,傳到了非猶太族群那裏去,羅馬人保羅正因此從加害者變成了施予者,也最終成為受難者,在臨近人生盡頭時邀請教友們見證,他說道:“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保羅的話並沒有隨著這段話的完成而結束。唱了兩千年,在武漢接近解封的時候出現在一個作家日記的結尾。在本文的最後,我們試圖將這段看似結束的引語解釋為人類希望的新人道主義的序幕: 武漢關閉後,我們迎來了一個流行病繼續肆虐的世界,每個人都可以輪流成為受害者和見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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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20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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